作者：杨庆杰 杨庆雄 杨毓川 杨毓文
一、立志富国强兵
杨芳毓名吉恽，又名吉辉，生于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 、丁亥）12月15日（农历冬月初一）。从曾、祖起依“客家”崇尚读书的传统，以耕读世其家。父讳启晋字进斋，前清秀才、廪生，博通经史，两次去成都考举人不第，后绝意仕进，先后在资中、资阳各地设馆执教。辛亥革命以后积极提倡新学，一心以培养通今博古、经世致用的人才为职志。在设馆教学时，认真负责，为时人所称道。每见族党中子弟多以贫失学，不禁叹说：贫困与愚昧总是相连，要摆脱贫困必先消除愚昧与无知，先从振兴教育入手。这对杨芳毓后来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杨芳毓在其父熏陶下，自幼好学力行。5岁入父馆受启蒙教育，11岁到住家附近的石坝子杨姓家馆就读，学习经史和文学。学习间隙，还参加力所能及的田间劳动。其间有甲午之战，清廷惨败于日本后，列强瓜分中国之祸，迫在眉睫。稍后，资阳、资中又生特大水灾，农民生计大受影响。杨芳毓目睹外患内忧，遂萌振兴之志，在家馆中更加勤奋攻读，以求经世济用。
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校，接着又改军制、编新军。1903年，成都兴办四川武备学堂，聘来几个日本教官讲课，为新军培养干部。当年，杨芳毓18岁，因痛心祖国积弱不振，有志于寻求强兵之道，慨然弃文习武，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炮兵科，学习初级指挥知识。毕业时以成绩优异，选留为教官。1909年，川督在成都组办陆军速成学堂，被转调到速成学堂任教。当时，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士遵、张斯可、鲜英等人都在速成学堂受调，其中杨芳毓与刘湘之间的师生关系较为密切。
二、求学北京 编练参战军
清廷在改军制中，除各地武备学堂外，另在北京兴办陆军大学堂，主要聘请日本教官任教，讲授参谋业务和中级指挥知识。出于种族偏见，最早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只收八旗贵胄子弟。这些王孙公子们，对求知从来不感兴趣，鬼混毕业了事。由于效果不佳，清廷只好从第三期起，面向全国各省考选优秀军官入学。1910年（宣统二年）杨芳毓在成都经保送选拔进入北京陆大攻读，旋因辛亥革命，学堂停办一年。记得杨在北京剪辫子前摄影留念，并在相片后题诗，有“二十三周犹如此，敢教事事让人前”之句。
这种生性恬淡、不羡升官发財的思想，实受其父处世立身的影响。
国民党左派重要人物李济深，由两广考进北京陆大第三期，和杨芳毓交谊颇深。
1912年，北京陆大继续开办。杨芳毓在婚后继续去北京求学。其父因连续嫁女而设馆收入又不丰，家境下落，已在出售祖传田产度日。即便如此，仍同意让杨芳毓携带小弟、小妹各一人，去北京读书，自己则节衣缩食，提供部分学费，其重视智力投资的程度可见一斑。
1913年，杨芳毓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陆大，留校任炮兵战术教官。同期同学李济深也同时留校，与杨继续交往。杨在陆大教过第四期和第五期，学员中徐永昌、熊斌、林蔚、王文宣、贺内光等人，皆出其门下。
欧战爆发后，杨在大任教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场上的变化，并潜心研究欧洲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力求赶上军事潮流。1917年，北洋皖系对德宣战，又从日本借以购械，编练参战军三个师。杨芳毓欣然出任参战军第二师炮兵团长，驻防山东张庄。当时，杨认为赴欧参战，既能学有所用，履行报国素志，又可扬国威于海外，一洗东亚病夫之耻，因而练兵期，夙兴夜寐，事必躬亲。数月之间，军容甚盛。
旋以张勋复辟事件，参战军务受阻。杨芳毓素来反对帝制，为此义愤填膺，于是联络参战军中几个团长，北去天津谒段，表示支持讨张。事件平定后，北洋政府曾授予他“文虎勋章”以示嘉奖。但是，欧战渐近尾声，列强各有打算，其中日本军阀对华军参战事，并不真正支持，因而迟迟无结果。不久，北洋内讧， 直皖之战打响，皖系下台，参战军三个师均被解散、吞并了事。
杨芳毓在事后常对人谈起：如果中国军队真能赴欧参战，巴黎和会上对华不利的形势，必将大为改观。作为军人要报效祖国的初衷，也能实现，岂非人生快事。杨虽多次示遗撼与惆怅，但也无可奈何。
三、回川带兵 赴欧考察
杨芳毓离开参战军后，不久又受派赴日本考察军事，在访日期间，对日本的工业发达，印象很深，因而逐渐萌发了工业救国的信念。
1921年，熊克武在川召开整军会议，任命刘湘为第二师师长。不久，熊、刘共同行动，驱逐在川的滇黔军。刘湘任前敌指挥兼第二军军长，大败滇黔军后，刘湘在重庆就任各军推举的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需人正急。恰杨芳毓从日本回国返川探亲，由刘湘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杨芳毓以师生旧谊，深得刘湘信任，遂积极为刘湘出谋划策，设法安定川局，自己也在成都置产安定下来。
1925年，川军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刘湘任第二十一军军长，武备系首脑人物刘成勋任第二十三军军长。此时，杨芳毓开始信奉新三民主义，赞同反帝、反军阀的主张。不久，杨调任刘成勋部蓝世钲师十三混成旅旅长，驻防自贡市。当时自贡是川中经济要地，各路武装个个垂涎。杨乃整军经武，力谋自保，开设军官队于王家祠，轮训所辖罗团、蒋团、游团的低级军官，亲自讲解富国强兵之道。1927年6月初，川中发生了刘文辉吞并刘成勋之战，刘成勋部主力旋即瓦解，6月中旬，杨在自贡宣布与刘成勋脱关系，但因罗团他投，大势已去，杨遂解甲回到资阳暂住后，旋举家迁居成都定居，不久，又出川访问旧友。
1928年，杨芳在南京遇见李济深。当时，李济深在南京主持参谋本部，经其推荐，参谋本部派杨芳毓往德国“观操”，就便考察英、法、德等国军需工业。时值欧战后十年，列强亟谋复兴，现代工业迅速发展。杨芳毓遍历各国大兵工厂考察参观，大开眼界，过去的“工业救国”的信念更加巩固，“富国强兵”的思想更加坚定下来。
杨芳毓从欧洲考察归来回到南京时，形势巳急转直下。李济深、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右倾势力嚣张，杨乃取道重庆。
四、辅佐刘湘 清理炼钢没备
1931年，南京任命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所部第二十一军，驻防重庆、万县、内江一带，扼守着进出四川的要道，刘部在川军中实力最强，举足轻重。杨芳毓从欧洲考察回来。先对刘湘及智囊人物讲述欧洲见闻，颇受刘欢迎，后命所属团长以上干，分期分批来听杨讲演，并把讲稿编辑成册，名为《杨芳毓先生赴欧见闻录》，分发所属学习研究，意欲培养所属的国防现代化意识。与此同时。刘湘又成立第二十一军训练委员会，命杨芳毓主持其事。由于刘湘素知杨学识渊博，长于教学，见面时总以“杨老师”相称，部将唐式遵、潘文华等，当然沿用此称谓。其后，刘湘又兴办军官教育团，由杨芳毓实际上主持负责。刘还指定杨和鲜英作为他的代表，参加有川军各部代表出席的督办公署的定期联席会议，筹划全川善后的军、政、财等事宜。
早在1919年，四川督军熊克武着手办一个钢厂，曾派任鸿隽等在美订购电炉等设备。到1921年8月止，订购的各种设备，陆续运抵国内。旋以川乱，筹建工作停了下来，已运回的没备分散在上海、汉口、宜昌、重庆等地，无人负责，以致造成诱蚀、散失、被盗等情况。1922年，刘湘也曾打算添招商股，解决资金筹措的困难，进行不久，因川局动荡，陷于停顿。尔后办办停停，筹建工作毫无进展，拖了八年之久。
杨芳毓在主持第二十一军训练工作的同时，积极劝说刘湘兴办钢铁厂，指出武器来源专靠进口，弊多利少，创建冶炼钢厂大有前途，一则可以工业救国；二则我国钢铁生产十分落后，不仅军用不足，民用也非常缺乏，四川就更淡不上；三则在重庆炼钢，可以相对地增强川军独立自主的能力，熊克武办钢厂是有远见的。刘湘采纳了杨芳毓的建议，乃于1931年秋，正式组成清理委员会，命杨主持其事。于是，杨芳毓由治军转向工业，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此前后，杨芳毓屡次说，“我痛恨国人自相残杀，川人互相打仗，军阀混战，老百姓遭殃，总会招来外侮。回川后，我总是劝说他们不互相打仗，但事与违，未收到好的效果。我就辞职出国去考察军需工业，走工业救国的路。回来后立志办钢铁工业，使祖国强大起来，才有力量抵御外侮。”这些正是杨的生活道路走向转折点的思想基础。
五、主持重庆电力炼钢厂筹备委员会
1934年4月1日，清理委员会改组为重庆电力炼钢厂筹备委员会，杨芳毓就任委员长，另有委员8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在训令中指明筹备时间为半年至一年半，资金暂定为银元20万元至50万元，并指定进行如下工作：
（一）清理原有机械及材料；
（二）设计厂房并办理建筑手续；
（三）选派专员购置机械及材朴；
（四）派专员赴綦江促进土铁的产量；
（五）安装机器。
与此相应，杨芳毓在亲自制定的“计划概要”中提出两项建厂目的是：
（一）四川地处西陲，远在国防的最后方，一切军事材最低限度必求其能结合。此举可与中央整个防御计划之一部分符合；
（二）四川交通不便，距离海口又远，一切机械运输既不便利又不经济。故基本工业的煤铁材，应设法自行开采，自行供给。
四川原来订购的3吨电弧炉一套，2吨蒸汽锤一台，250毫米小型轧钢机一套，500瓩发电机两套和5万磅材料强度试验机一台等设备，经清理后，除发电机配套的锅炉因诱蚀严重而无法使用外，其他设备虽有缺损，尚可利用。
由于原定铜元局旧址不理想，经勘察后选定磁器口文昌宫附近新址建厂，一则靠近嘉陵江，原料运输有水路可利用，合川原煤不咫尺，二则厂址扩充容易，附近民房较少，更无高大建筑物，三则距长江口岸较远，免受当时停泊在重庆江面的外国军舰的威胁，又便于防空伪装。新址选定后，从1935年4月起，陆续包给营造单位修起办公厅、发电所、炼钢部、轧钢部等设施。在此之前，聘请瑞典工程师李傅士Matts Liljefors为工程技术顾问。
筹委会从多方面进行筹建工作，计有：添购机器设备；征用土地，将工程招标出包；建设厂房；安装设备；着手培训员工。发电所因原有的美国500瓩发电机不能使用，不仅锅炉锈蚀报废，而且发电量不足，电力周率也不合需要。于是，筹委会在上海另向德商购进AEG厂1500瓩透平发电机组一套，再购捷克司柯达锅炉两台，配套成龙。
由于筹委会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到1936年秋，大约用去60万元，均山各银行暂时借垫。上海订购的机器和材料，常因欠付货款不能发运，以致工程进度大受影响。早在1935年冬，因经费短缺开始酝酿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接办，虽经反复磋商仍迟迟不定。拖到1936年9月，刘正式申请中央接管，在其致蒋介石的签呈中说：“在当日不自揣度遽行举办者，实以认为必要，勉为筹挪。今川政入正轨，一切收支皆有预算，自不能任意移借。……惟此炼钢厂现欲停办，则前功尽弃，甚属不值，欲赓续进行，则无款可筹，终无成局。再三思维，只有取计划书及预算表签呈钓座，仰恳准由中央派员接办。
同年10月，蒋介石在复电中确定炼厂由行营接管。电文中说：“炼钢厂事关大计，自以国营为宜，可由行营接管。……已挪借垫付及尚欠未付之价款，自应由行营查明分别拨还或续付。”这样，行营于1937年1月9日发下训今，成立军政部兵工署重庆炼钢厂筹备处，委杨芳毓为筹备处处长，在办理移交手续中，行营和兵工署均派出要员，担任监盘委员。
六、重庆炼钢厂开始安装、生产
重庆炼钢厂经过时断时续的筹划、建设，克服财力、物力、人力及施工技术等诸多困难，终于在1937年实现部分设备投产。1月5日，1500瓩发电机开始发电，1月8日，3吨电炉通电试炼，冶炼出炭素工具钢4炉，这是西南地区最早生产的电炉优质钢。解放前遂以1月8日为建厂纪念日。杨芳锍亲笔为建厂撰写碑文，在办公厅入口墙上。碑文写道：
“重庆炼钢厂为西南一切工业之母，迭经事变，挫折丛生。幸赖刘督办甫澄毅力主持，乃得正式奠基，瞬观厥成，特志之以示创业之艰难。”
人员培训在筹办时就十分重视。1934年开办练习生学员班，开设化验、轧钢、炼钢和电器四个专业，从厂外招收高中毕业生15人，学习三年，尔后逐渐成为中级生产骨干。1936年开办学陡训练所，从厂外收初中毕生60人，开设化验、机城、电器、炼钢和绘图五个专业，这学生以后都成为技工骨干。
炼钢设备投产后仅半年，抗日战争爆发，许多工厂内迁四川，局势急剧变化。炼厂的主要生产任务便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由初期以生产多种兵工产品和军用器材为主，转变到以供应兵工钢材为主。最先生产的兵工产品是飞机炸弹、包括装填炸药和配备引信，从1937年起，先后生产三种弹共计505吨。
1939年1月，炼钢厂由筹备处正式设厂。杨芳毓被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第二十四兵工厂厂长。从此，组织形式更加固定，生产规模也更加扩大了。
七、艰苦奋斗的兵工署第二十四兵工厂
炼钢厂筹建初期，考虑到四川缺乏废钢，设计3吨电炉直接使用土铁。这样，每昼夜只能生产4炉（冷装），约12吨，达不到年产1万吨的设计能力，而且使用进口的电炉材料和电极等，成本过高。杨芳毓集中技术人员，对此进行周密研究，1934年决定将炼钢冶炼工艺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熔──用自行设计、制造的旋转熔铁炉，将炉料熔化、去渣；
（二）由酸性转炉去硅、碳；
（三）精炼──由碱性电炉去硫、磷至适当成分，并调整其他成分。
据当时测算，采用热装工艺时，每昼夜出钢量可从4炉增加到10炉，日产约30吨，便可达到设计能力。为此，三段的设备续建造安装，并进行过热装工艺试验。惜以当时的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所限，如熔铁炉达不到要求的温度，转妒的风量又不足，三联法炼钢工艺未能正规运用。解放后条作大大改进，1950年11月着手重新实验，很快获得成功，并不断完善。抚今思昔，杨芳毓早在1934年，集中技术力量而构成的当时国内外罕见的三联热装工艺的设想，确实难能可贵。但是，直到1949年，电炉只能沿用以少废铜配搭大量生铁和毛铁的冷装工艺。
1937年，工程师李博士赴威远考察时找到了当地毛铁，可以代替废钢使用。这种生铁经搅拌炉煅烧后，含碳量约0.2%，质量相当于熟铁，再使车屑及轻薄料加热锻打成块，称为炒毛铁，尔后在炼中一直沿用。
除飞机炸弹外，第二十四兵工厂从1942年起，又生产揶弹筒、枪榴弹筒。1939年至1942年间，生产手榴弹203万颗，其间一度生产甲雷5080只。为各兵工厂提的钢料主要是第二十一兵工厂使用的枪管钢、枪件钢、刺刀钢和迫击炮弹弹壳外坯，还有其他兵工厂共同使用的冲模润、工具钢等。正常期间，第二十四厂每月供应兵工用料约180吨。抗日战争结束后，军用品生产只保留枪榴弹和枪榴弹筒以及少量军用园锹。
记得第二十一兵工厂利用第二十四兵工厂供应的枪管钢造成大后方自产的中正式七九步枪后，曾向兵工署报喜，并赠送二十四兵工厂一支新造的中正式步枪，精装在玻璃匣内，由厂办陈列展览。
炼钢部的3吨电炉投产后，定名为“甫澄炉”，作为生产的主要设备。1940年4月，曾昔用上海兵工三厂迁川的3吨西门子炉，使用两年后交还迁建委员会。第二十四兵工厂本身，也曾仿造3吨莫尔式电炉一套，因变压器容量小，电极升降又用人工调节，常常发生故障，冶炼时间长达八小时以上。在借用迁建会电炉期间，因受电力限制，只能轮换开炉，后来在1941年，第二发电所供电后才具备同时开两座电炉的条件。
从1937年到1949年的13年间，第二十四兵工厂总共生产钢约36000吨，钢材约24000吨。综观其发展变化，除设备条和工序能力不平衡外，日机轰炸及原材料供应困难是影晌生产发展的重要原因。现在看来，生产水平虽不算高，但在当时大后方各兵工厂中，第二十四兵工厂对抗日战争是作过较大贡献的，而且它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原材料供应方面，杨芳毓曾多次派人或亲自带人深入川中矿区调查煤铁资源，并向各铁矿提供免费化验的方便。经比较试用后，决定生铁主要来自威远、万源、达县等地，毛铁来自威远、达县、奉节等地。但是生铁购运却存在着种种困难，或则数量不足，或则拖延交货，年年积欠。于是催运生铁成了供应工作的重大问题，甚至采用过武装催收的办法。
煤和焦炭的来源比较固定，来自嘉陵江上游的合川县，距厂不远。除厂办合川煤矿每月自供千余吨外，宝源公司月供约2000吨。轧钢月需块煤约600吨以及炼钢、铸造所需的焦炭月约100吨则山江合公司供应。煤和焦炭运距虽短供应却很紧张，往往随到随用，曾因燃料不足，电力不足，钢产量大受影响。
从国外进口的多种材料，曾因滇缅路运输困难，使应脱节，如电极运不到，曾停产一个半月。杨芳毓平素喜欢动脑筋、想办法，马上集合技术力量研究出一个应急办法，以焦炭和柏汕等按一定比例装入自制的嗣圆筒，冲紧后代替炭精柱使用，解决了燃眉之急。
杨芳毓经常教育员工，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道路。除上述作为电极代用品的炭精柱外，没有矽铁、锰就自己建炉冶炼；没有耐火材料就在南川自己开办耐火砖熟料窑场，自给有余；没有硅砖砌电炉顶就改用厂区附近的白泡眇石制成天然硅石砖代替；化验用的瓷船、烧管、电炉盘等，买不到自己制戳。这些都是自力更生中卓有成效的结果。
250小型轧钢机于1937年7月投产，产出西南地区第一批轧材。蒸汽陲于1938年2月投产，600中型轧钢机于1941年投产。中型轧钢机两个机架轧钢坯，另两个机架轧钢板。还有，拉丝机一台、圆钉机五台均于1943年投产。耐火砖在自力更生、不靠进口的方式中产量递增，1941年产量达到257吨，自用有余，还外销其他单位。电炉顶砌筑改用土产白泡砂石制成的天然硅石砖，在1942年获得成功。
抗日战争期间，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云集重庆，炼钢厂得以罗致一批具有学识才能又有志于中国钢铁工业的人才，如江子齐、邹章、蓝志铭、杨业晟、范伯方等人，先后由杨罗致来厂，形成技术骨干。据1942年统计，当时第二十四兵工厂有职员235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多达103人。这些人中，国外大学毕业者7人，国内大专毕业者56人。不少曾在厂工作过的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后成为我国冶金或其他方面的专家和学者。
在人员培训方面，第二十四共工厂在1940年继续举办职工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33名，开办绘图、冶金、会计三个班，学制三年，后改称第八技工学校，养成了一批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1944年8月开办华光职业学校，杨芳毓自兼校长，以“手脑并用、结合实际”为校训，先办会计、机械两个班，后增没高级班，共有学生298人，直至1949年7月才停办。
1944年两年间，日机先后轰炸第二十四兵工厂八次。杨芳毓以军事防空的观点，决定在轧钢机、炼钢炉正上方增加厚实的钢筋水泥结沟的保险楼，使主要设备在大轰炸中安然无损，至于新增的第二发电所就直接安装在专门开凿的文昌宫山洞中，更策安全。
杨芳毓在1947年巳届花甲，始升为军界二阶（中将）厂长。平时，他就接触进步思想，因而对“戡乱”的内战不支持。他目睹蒋管区形势日非，更思急流勇退，从1949 年1月起，多次肯求辞职，终于在9月获准辞去厂长职务，告别全厂员工后离厂。
八、治事持家 爱国爱乡
杨芳毓辞职后仍然关心工厂。重庆解放前夕，他多方设法护工厂，曾利用私交旧谊，搞到内二警的特别通行证，几次进厂找继任厂长等人商定对策。由于解放军进展神速，第二十四兵工厂免遭彻底破坏，不久就迅速复工。
杨芳毓在厂长任期15年间，作风平易近人，不循私情，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化，能与员工打成一片，善于用谈心方式解决问题。杨家住城内，每天到厂上班后，必先到各部门巡视一周，再进办公室批阅文件。他还在职工中鼓励发明创造，支持革新，如轧锕部主任杨业成在车床上多安车刀，功效提高了几倍，又如会计黄寿堂改进结算方法，很快结清了一部份积压帐目。为此，他曾亲笔书写表彰信，并报请国防部传令嘉奖。
杨芳毓早在青年时期就接触到民主进步思想，川军易帜后信奉三民主义，反对内战，反对军阀割据，后来又赞成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此屡遭上层疑忌，官运并不亨通。
1931年到1933年，川中两次爆发“二刘之战”，杨被命为第二十一军兵站总监，负责办理刘湘所部的粮弹供应，结果刘湘战胜，入主成都。后来刘湘受命组织“五路剿匪”，进攻川陕边区时，杨坚辞兵站任务不就。刘湘在成都任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后，在成都兴办教导总队，仍派杨芳主持，后又派杨兼任四川国民军训处处长，其间杨芳毓只好不时往返成渝两地。后以不耐奔波为由，辞去成都兼职，专攻于炼钢厂事务。抗战军兴，他出于爱国热忱，积极从事兵工生产，支援前线。
国民党左派领袖李济深于1938年到1944年间，在重庆军委会任职时，曾在杨家寄住过。其后，杨芳毓又把李家安排在隔壁独院内居住，两家过从甚密，在生活上、工作上予李济深种种照顾，直到李家迁往广西为止。解放前夕，李济深潜来成都，杨芳毓又把他安排在成都郊区暂住，加以掩护，并为其筹划机票，使李济深秘密飞往香港，免遭国民党特务毒手。
杨芳毓持身以正，一向有其高尚的追求，虽在旧军队、旧官场中濡染日久，从未沾染烟、酒、嫖、赌以及纳妾等恶习。他一生自奉菲薄，个人资财不丰，为了工业救国的夙志，先后扶持过顺昌公司、洪发利营造厂、合众轮船公司、宝源煤矿、江北煤矿等企业，一度在资中办过益民火柴厂。为了解决钢铁工业的原料供应，他先后集资联办或刨办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威远福昌厂（后转让）和万源福源铁厂（后公私合营）。这两厂还仅提供了生铁来源，还对地方经济起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福源铁厂系杨芳毓约集亲友集股办成，他的股金占75.67%，推范伯方任厂长兼工程师，自创办至1950年从未得到分文收入，却解决了大批职工的就业问题。
杨芳毓严于律己，持家有方，对子女10人的文化教育极端重况，要求每个子女必须大学毕业。同时在经济上予以坚决支持。他还把年长的五个子女送往国外留学。其崇尚读书，重视智力投资的观念，实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
杨芳毓始终牢记“贫穷和愚昧相联系”的父训，不忘其父早年卖田产供其上成都、进北京读书的往事。为设法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1925年约集乡中有力人物，利用伍阵隍庙址创建寿民中学。他本人捐资购置图书万余册，购办成批教学仪器和设备，当选为历届董事长或董事。为了纪念其父生前热心启蒙教育，扶掖清贫子弟的遗泽。把“晋公祠 ”产业年收入的1/3捐赠校董会，并在设立“杨进斋奖学金”，规定凡学生考试成绩列全班前五名者，第一名全免学杂费，第二名免4/5，第三名免3/5，其余类推。这个奖学金一直推行到解放前夕，因而附近清寒有志的学生，纷纷前来报考，寿民中学声名大起。个别优异又有培养前途的毕业生，杨还资助他们就读大专院校，如杨庆海、杨通训、陈哲明等人便是。
鉴于寿民中学缺乏教室，杨芳毓于1938年捐建一幢较大的教学大楼。时值国难当头，建材缺乏，交通转运困难。杨力排万难，在成都请木匠做好门窗，在重庆请来技工参予修建，终于次年完成。当大楼启用时，他专程返乡参加庆祝典礼，亲笔题写“立功立德、爱国爱乡”字样，聘请名工勒石，嵌在入口墙上，勉励后生。乡人对杨氏如此惨淡经营，莫不交口称颂，一致同意命名为“芳毓楼”，以资纪念。惜以当时建材、建筑技术所限，50余年后楼基稍有倾斜，一度暂停使用。1984年间，内江专署为了重点扶持教育事业，拨出专款拆除重建，完全照原样修复，纪念前贤。
针对家乡实际，他大力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在“公祠”田产上兴办果园，大量引进良种柑、橘、橙、梨等果树，卓有成绩。解放后由专署接管，改为国营伍隍场园艺场，规模扩大，品种后加，颇有示范作用。
在返乡探望亲友中，他多次鼓吹广种美烟（即烤烟），不但解决卷工业的原材料，也是家乡农民增加收入的好办法。杨还利其社会关系，争取到政府部门在资阳办起美烟试验场，逐步推广扩大。因此，资阳县在解放前后就形成了重要的烤烟生产基地之一。
九、解放后的杨芳毓
杨芳毓于1950年迁居北京，经李济深介绍，参加民革组织，先后就任重工业部顾问、专员，北京人委专员、参事，北京文史馆专员。1959年8月至1966年5月，被选任为四川政协二届和第三届政协委员。
他在北京积极参加民革组织的活动与学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曾参与对台广播等活动，对统一沮国作过一定贡献。
1955年一化三改造前，杨芳毓主动申请把自办的万源县福源铁厂转为公私合营，为对公私改造带了一个好头，受到有关方面的表彰。1959年他应邀回到万源参加股东会议时又把按政策分得的定息2万元，当场全部买成国家公债，再次受到领导上的赞许。
“文化大革命”中，杨芳受到冲击，于1966年秋，偕同继配老妻，被押送回伍隍场原籍。1972年北京市革委通知恢复公职时，已年老体衰，生活不能自理，区委让杨迁居伍隍场街上居住，适当改善生活环境。1974年6月1日，杨芳毓病逝于资阳县人民医院，终年87岁，骨灰由子女安葬于西安市郊翠华山风景区。
作者附记：
作为杨芳毓子女，我们对先父生平，当然是亲闻、亲见、亲历的，掌握一定的第一手材料。由于青年时期我们各自忙于求学读书，成年后各务所业，分在东西，因而对若干细节的回忆可能不够确切，有关第二十四兵工厂部分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