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小学是全日制住宿学校，教学质量抓得比较紧，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都比较扎实。每周日晚自习，都要写周记，检查写作；每周六下午，要进行四角号码查字典比赛，完了才能领出门牌，放行回家。特别是高年级算数，训练逻辑思维能力，要用算数方法去做四则杂题。必须自己思考，找出分析方法，进行推理，才能做出来。到了南开，学习感到困难不大。我记得孙元福老师教平面几何，要求严格。一次小考，他报最高分是92分，大家回头张望章绵，后来他说“你也92分”。我听了很高兴，因为，做平面几何题，比较费脑筋，要用分析，替换，推理等方法；有时还要加辅助线，拐个弯才能推出来。一旦做出来，心里特别高兴。后来，我找了本几何字典，专门研究难题，怪题如何做。理科课程也不感到多困难了。我想，以后就学理工类吧。
后来，有两件事，使我改变了主意。一是我从小身体发育慢，经常头疼，没有精神，卧床休息。我家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往往一个人冥思遐想。这时,一个医生介绍了一个逃难来华的犹太人，据说是医学博士，医术高明。他们父子俩租了间临街简陋小屋，放了些瓶子，注射器，酒精灯等，连个听诊器都没有，用一圆木棒中穿一孔，听你心肺。一听，就说我是肺病。当时，肺病相当现在的癌症，是不治之症，我思想恐慌。他说，不用急，我有在德国研究出来的灵丹妙药，只须每星期来打两针，三个月一个疗程，三个疗程可愈。我好象抓到了救命稻草，见他用旧针头在酒精灯上烧了烧，从一个旧瓶子里抽了点“药水”，给我打了一针。那以后怎么办？救命要紧，只好每周请假两次进城去打针。学习坚持不下来，只有休学一年，高中就由45级转到46级了。我想我恐怕坚持不了理工科的课程和这方面的工作，得另想出路。
二是高一的语文是刘兆吉老师教的，第一篇作文题是写自传。根据我当时的心情，我写道，“长期的卧床生活，我看着一无所有的板壁，难道人生真是那么一无所有，空虚茫然么？我望着窗外聚散无定的云彩，难道人生真是那么变幻无常，不可捉摸吗？”“我要大叫，我要大喊，我要快乐，我所得的不过是怅惘。我又颓然地坐下。”“我不甘心，我要努力学习，学好本领，将来为人类服务。”那次作文，得了83分，算是高分了。评语是“情景恬淡美妙”。那个学期的作文竟有幸到图书馆展览。我想以后可以写点东西，当个记者到处跑跑，写通讯报道，发点感想。一天，我们几个同学坐茶馆，闲谈志愿。46级才子余汝南（剧校校长余上沅之子）长于分析，问及我的志愿，我说想学中文系，提高写作能力。他说:“君言差矣。中文系读古书，啃古籍，对提高写作能力帮助不大。要提高写作能力，还得扩大视野，接触世界文学，学习外语才行。”他的话使我顿开茅塞，下决心学英语。我一方面补习英语，另一方面我仍坚持在理组上课。不过，上课认真听讲，弄懂，作业不做。实际老师改不过来，只改几个拔尖的同学的作业，别人自己去找他们核对。我就把外面写名字那张作业纸换了，老师也不知道，照常打钩。但考试时，我也能及格。
这中间还有两个插曲。一个是因祸得福，因为“确诊”是肺病，就要补钙。我就得每天三次，每次得吃两粒鱼肝油精丸，两片钙片，生命攸关，不敢马虎。初三正是发育时期，起了作用，我突然长高，达到1 .7m以上，在全家就算出类拔萃的人物了。集体照相，我可以’傲视群雄’。另一个是46年毕业后，我姐姐家先到了上海，由她带我去看病，经X光检查，竟是“心肺正常”。我也不知：犹太江湖医生的诊断对我的前途是祸是福？
46年夏，我在上海参加了西南联大三校联考，我报的三个志愿都是北大西语系。后来，10月份开学，西语系是大系，有100多人，系主任朱光潜要求严格，不及格就转系。二年级就剩下50多人。以后，时局动荡，毕业时，只有20多人了。当时“一边倒”，做英语工作的少而又少了。100周年校庆，同年级同学录都搞不起来。后来，46级友中，有人找出当年报纸，录取名单上没有我。我说你找名单上的“探花”就是。因为榜上的上海排第一，北大排第一，文学院又排第一。我是第三名，就忝居探花了。
解放后，国家“一边倒”，英语无用，我只能找翻译的 Soviet Literature 来看，算是不忘本行。那知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后，英语老师奇缺。我又重拾起旧业，每天早上抽两个小时，复习单词，语法，课文等。过一个时期，我拿起课本上课了。后来，评了个“英语副教授”，算是安慰赛的奖励吧。
